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由于美西方在短时间内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脱钩,俄在外交、贸易、能源、基建物流、身份认同等加速“转向东方”。但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永久“背离西方”,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只倚重“东方”,更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将发生彻底转变。相反,俄罗斯将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在国际秩序变革期肩负“独特的历史使命”。
2022年加速“转向东方”是俄罗斯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外交空间大幅压缩后的应急反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征。
从速度上看,此次“转向”具有史无前例的紧迫性。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切实助推了俄罗斯“向东转”,但日趋紧张的政治关系并未耽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绝大多数的生意,这使得俄罗斯“向东转”的意愿并没有那么迫切。然而,“特别军事行动”后,西方作为俄罗斯主要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的地缘经济模式已被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俄罗斯则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组与“东方”的政治、经济、能源等各领域关系。
从程度上看,此次“转向”必然更持久、更全面。作为被动应对的一方,俄罗斯“转向东方”的程度同西方与俄脱钩的力度息息相关。显然,俄罗斯正在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坚定团结的“集体西方”,表现在其对俄政策的意志坚决性、行动一致性以及措施的全面性。俄罗斯因此不仅几乎丧失了在西方内部先前惯用的“打楔子”“做工作”等手段,甚至连对话的机会都少之甚少,这决定了俄“转向东方”的长期性和全面性。
从意义上看,此次“转向”对俄罗斯未来发展格外重要。“东方”之于千年俄罗斯的意义复杂而多变,19世纪以来,伴随着沙俄不断向东扩张,“东方”成为其与英国、日本等帝国地缘政治争霸的角斗场;苏联解体之初因为急于融入西方,“东方”又几乎被俄罗斯忽略为外交的真空地带。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东方”为俄经济发展打开机遇之窗;而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则促使俄罗斯将“东方”作为与西方抗衡的筹码和避风港。2022年后,“转向东方”的成效事关未来俄罗斯的国家命运。
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成效
乌克兰危机及其引发的俄西大脱钩和俄罗斯大规模加速“转向东方”,既是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缩影,也将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和重塑提供助力。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成效将取决于俄能否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迅速克服障碍以及审时度势运筹大国关系。
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存在一定的有利条件。首先,大部分“东方”国家从巩固主权、国家利益和实现战略自主出发,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了较为务实和平衡的立场,成为俄外交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源。其次,“东方”是俄罗斯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依托。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交政策构想》称“消除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是俄罗斯外交的首要关注方向,而“东方”恰恰适合担负这一重大使命。再次,“东方”存在与俄罗斯深化能源、资源、军事、工业、技术和农业等领域合作的需求和潜力。即使在此前俄坚持搞排他性合作的北极方向,由于被其他几个北极国家排斥孤立,俄也愈发看重亚洲国家的作用。
但应看到,俄罗斯加速“转向东方”将受到多重内外因素的制约。从内部看,远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及其发展任务的艰巨性,成为俄罗斯面向东方起跳的“阿克琉斯之踵”。在疫情、制裁叠加的背景下,远东“缺钱”“缺路”“缺人”等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从外部看,俄罗斯战略认知中的“东方”也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在地缘环境上,近年俄罗斯所认可的、基于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亚太概念已受到美国及其盟友强行构建的“印太战略”叙事的强烈冲击。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危机也导致亚太地区阵营化风险持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俄地缘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在双边关系上,当前日本、韩国、新加坡义无反顾地加入反俄阵线。即使在“东方”内部,部分国家与俄合作也受到美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和限制。土耳其被迫自2023年3月1日起禁止将被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商品转运给俄,这促使俄只能从哈萨克斯坦等国寻找替代供应商。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担忧“转向东方”面临失衡风险。印度虽以“照顾本国人民需求”为由顶住压力,继续扩大对俄石油进口,但俄议价能力也显著降低。而对中国的日益倚重更令俄深感不安。俄罗斯专家坦率地指出,“转向东方”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具体风险是明显倚重中国,特别是在能源领域。
“转向东方”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永久“背离西方”
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俄罗斯欧亚双重身份,也滋生了其对于身份认同的恒久迷思。自彼得大帝以来,“双头鹰”一直面向的是西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趋势及其对国际秩序、地区格局的深刻影响,当俄罗斯声势浩大地“转向东方”时,其背后蕴含的逻辑尤为值得关注。
“转向东方”不意味着俄罗斯将永久“背离西方”。它主要是俄罗斯政治、经济、能源和外交等多领域优先次序及重点方向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国300年来以西方为主要外部资金、技术来源的传统和历史。这种大规模调整是西方决意推动与俄全面脱钩、持续遏俄弱俄、将俄贬为“国际贱民”的自然后果,是俄被迫面对、无奈接受的应急反应,但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主动关闭与西方关系的大门,更不意味着俄罗斯国家身份和文明的彻底转向。新版《俄外交政策构想》中,俄仍在与美欧关系的表述上谨慎措辞,传递了相对友善的信号。而在外交实践中,尽管俄对亚洲市场的倚重日益增强,但俄罗斯的安全和外交重大关切以及军事政治影响力仍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西部。
俄罗斯对“东方”有自己独特的定义和理解。在千年历史进程中,出于对自身地理坐标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对“东方”的定义一直是泛化和模糊的。在当前俄罗斯外交语境下,“东方”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转向东方”似乎不仅仅是转向亚洲,而是包含中东、北极、非洲和拉美洲的“非西方”。实际上,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正积极探讨和创造一系列概念:俄官方以二分法为指导,把全球分为“友好国家”和“非友好国家”;普京在多次讲话中反复使用“集体西方”、“非西方”等名词;学界则创造出“大东方”“集体东方”“世界大多数”等概念,意在秩序变革期塑造新的国际格局分野。更为有趣的是,在新版《构想》中并未出现“东方”一词,俄罗斯外交视野中的“东方”被拆为“欧亚大陆”“亚太”等板块,与中国、印度关系被置于“欧亚大陆”框架之下。这也意味着,俄罗斯的“东方”战略将基于“欧亚”视角,以“大欧亚伙伴关系”为引领。
“转向东方”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只倚重“东方”。一方面,“东方”在俄外交优先方向排序中并非最重要,“近邻”及“后苏联空间”仍然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清醒地认识到,“东方”并不是破解自身战略困境的钥匙。俄将不得不“靠自己”解决国家发展的关键任务,需要拥有强大的主权和必要的自给自足能力。许多学者指出,俄罗斯不能简单地“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更何况,“没有理由期望其他国家(包括那些友好国家)承担重大风险,支持俄罗斯采取那些对俄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行动”。
在新版《构想》中,俄罗斯将自己定义为世界的“主权中心之一”和“独特国家文明”,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这意味着在世界变局深入发展、外部环境日益严峻之际,俄罗斯愈发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在建设国际新秩序中所的关键作用。基于此,观察俄罗斯如何进一步建构“东方”、运筹“东方”和“转向东方”,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